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联合举办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以及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土耳其、意大利、比利时、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的专家代表出席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十三五”的新趋势、 新结构和新动力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1.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之中，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震荡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促进经济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姚申洪指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特别是近两年来，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外，欧洲经济增长处于低速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重周期重叠，包括经济周期、技术革命带来的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周期，以及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折时期。这三个周期相互重叠，形成了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大国际环境，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三是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全球的产业深刻变革。正在孕育中的新工业革命，对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竞争格局以及经济转型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运行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2.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全面增强

　　魏礼群强调，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转向发展的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

　　姚申洪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进一步增强，继续依靠拼投资、拼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必须转型才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中上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二是居民消费率偏低；三是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滞后。

　　《全球化》总编辑牛铁航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以每年9.8%的速度连续增长30多年，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拐点，即经济新常态。过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来临，经济增长速度到了一个瓶颈，例如国内消费不足，投资乏力等。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情况不同。例如，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本、人力资源才能达到过去的增长水平。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瓶颈，包括环境、制度、资本，以及市场结构等。

　　3.中国经济转型呈现新趋势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增大，但是经济转型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仍然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是在 “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新的优势；二是在户籍改革驱动下，加强城镇化转型，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左右；三是消费结构正属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到今天，世界经济仍然呈现失衡状态。从世界各国经济来看，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例如，欧洲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过度，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比较难改变；美国经济尽管有点复苏，但是还是失衡。美国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老百姓的积累不足等问题也很难改变；亚洲的日本，经济低迷的状况也很难改变。从横向进行比较，中国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比其他国家的状况要好得多。尽管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牛铁航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下应该实现三个理论突破，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向国民生产总值（GNP）发展；二是把过去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BOP（国际收支统计）管理；三是从货币到资本的发展。中国经济要从国内经济跨越国界走向全球，融入全球化进程。　

　　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结构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进行了探讨，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1.加快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结构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有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估计服务业比重提高到55%以上，同期，生产型服务业从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使服务业成为引领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第二，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估计“十三五”期间，每年消费以8%~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有可能达到50万亿元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 60%~65%左右；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估计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由2014年12.3%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从而使中国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结构性矛盾

　　常修泽认为，中国存在三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一是国有与民营的失衡。在国有资本投资比重较高的行业，民营经济占比基本是微乎其微，最多的20%，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二是国富与民富的失衡，这些年GDP增长强劲，但劳动者报酬占比却不断下降；三是国调与民放之间的矛盾。国家宏观调控很重要，但要加快放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迟福林认为，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从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严重偏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带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具体而言：一是投资消费结构性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二是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三是金融结构不合理，普惠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明显缓解；四是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转型亟须的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

　　土耳其央行高级经济学家戈梅兹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产能有所过剩，投入的资金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是由于制造了过剩的产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稳定世界就稳定，中国动荡世界就动荡。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一个世界级的问题，对全世界的稳定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管理好人民币，不仅关系中国，还关系到国际层面。

　　甘肃省社科院院长王福生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体制矛盾，一是经济发展主要以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基础，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没有改变；二是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占比较少；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与东部差距不断扩大。

　　3.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中国要把宏观政策调整与宏观体制改革有机融合起来，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推进投资转型，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重；第二，加快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着眼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第四，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趋势相适应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常修泽认为，破除结构性矛盾需要寻求“三个国民再平衡”。一是寻求“国有民营再平衡”；二是寻求“国富民富再平衡”。下一步要实现国富到民富，建议把民富的问题作为突出的重点提出来，“十三五”期间，应该要补这个短板；三是寻求“国调民放再平衡”。国家要调节，政府需要发挥有效作用；民间要放开，要让市场决定。

　　姚申洪认为，今后中国更需要加大结构性的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服务业引领，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向中高速转变，推动经济结构向中高端跃升。

　　王福生认为，下一步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转型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一是下决心解决调整产业结构的体制障碍；二是下决心解决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三是下决心解决深化体制改革的障碍；四是下决心解决制约要素市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五是下决心解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障碍。

　　三、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与会专家认为，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形成新的动力。

　　1.形成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够把握主动权，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中长期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搞不好，就会陷入被动，并有可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因素。关键取决于改革选择，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这就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同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改革特点，增强改革的自觉行动和责任担当；这就需要突破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掣肘，既不被短期因素干扰，又不受利益关系影响；这就需要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重用“改革促进派”，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从上到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实现经济转型需要形成新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很大空间。而新动力的形成，很大一部分还是追赶性的增长，但要从过去数量型追赶转向质量型追赶。从国际经验看，这个转型过程比较慢，需要一定的时间精耕细作。

　　山东社科院院长张述存认为，经济转型下的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领域、范围很多，重点也不少，通过改革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目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2.形成创新驱动的大环境

　　刘世锦认为，创新是一场马拉松的赛跑。目前“互联网+”这类的创新，多数是替代性的增长。比如网购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传统的商业增长速度在下降。综合来看，高投资的回落很快，但是减产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比较慢。如果这两者衔接不好，今后一两年很可能出现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如果企业效益持续下降，金融风险有可能加快暴露。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特别要关注企业利润率，因为企业有了利润，就能稳定就业，就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风险防范也就有了基础，职工收入也能提高。应该说，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

　　杜传忠认为，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创新，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成果的转换。对中国而言，需要重构新型的创新体系。重组现有的创新资源，改变分散的创新网络和体系，按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要求和逻辑重构国家创新体系或者是区域创新体系，包括高等院所、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基地等，形成新型的的创新体系，提高创新效率。尽快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经济领事欧慕德认为，创新对中国和美国同等重要。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互联网市场，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能促进国内外企业使用或开发新的技术，向中国引进或输出更多的技术。知识产权框架的建立，能帮助中国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也能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地位，将会引领全球和中国的消费者。

　　3.纵深推进简政放权

　　魏礼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在攻坚期，动力转化仍在过渡期，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破解改革发展的难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开拓更大的空间。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进一步形成转型改革大环境，重在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一是激活市场、激发企业。例如，要尽快实行企业自主登记制度，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不用或者少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行为；二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形成有利于市场平等竞争、透明度高的市场经济发展大环境；三是推进监管转型。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监管体制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